friedman认为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是分析师，而不是病人。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愿意进入分析呢？freud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合适人选。他起先给出的答案是：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但矛盾的是，病人的很多症状正是因为他们对自我察觉的拒绝而产生的。换句话说，人们基本上并不想看清事物的本质，不愿意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幻想。原因是那些本质和幻想太残忍、太痛苦，它们远比身体的症状痛苦，所以他们（潜意识）宁愿选择生病，也不要自我觉察。freud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愿意进入分析？1912年，他写道：伴随着色情性欲的渴望，病人一定也体验到了驱使工作的“无异议的正性移情（unobjectionable positive transference）”。当代的精神分析中，更多的把这个术语叫做“治疗联盟”。在“无异议的正性移情”的驱使下，病人找分析师希望寻求帮助，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分析师拥有知识，是权威的基础上。
ferenczi和rank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管是否意识到，分析师始终和不可避免地提供给病人新的和至关重要的关系性体验。
如果把之前的寻求深层意义的自我觉察称之为探索，那么这个新的和至关重要的两人关系可以称之为创造。病人起初会认为分析师有魔力，有答案，有迅速消除他们痛苦的能力。但遗憾的是，分析师没有。分析师不但没有魔力，而且还经常犯些小错。loewald说，孩子需要“杀死”父母，病人需要“杀死”分析师。治疗的成功很大部分在于分析师犯了一些小错，并且被病人识别，讨论，而且分析师能够接受这样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分析师没有毁灭，没有报复，病人也没有毁灭。这和病人之前的想象很不一样。
现代精神分析更强调病人和分析师的互动过程，相互影响，以及主体间的场域。人生来就需要联系，就如温尼科特的名言：(离开了母亲)“没有所谓婴儿这种东西。”分析过程中，如比昂所说的，需要两个心灵来思考那最烦扰的想法。病人和分析师一起识别现象或幻想，一起探索潜意识动机，一起用语言来标定，最后一起容忍不确定和未知。
aron提醒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太远，那会体验为抛弃，也不要太近，那会体验成妨害和侵入。在这样近乎艺术的过程中，失败几乎是难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尝试，在那个不远不近的地方，所谓过渡性空间的地方。让病人好起来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尝试本身。这样的态度，让病人发现他们没有疯狂，分析师没有被他们以为会毁掉他们的困难毁掉。分析师存活了下来，哪怕是极其艰难的。这样的态度也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我们没有魔力。就像比昂所言，我们没有魔力的思考，而是需要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的尝试和转化。
在这样的过程中，病人的视野拓宽了，他可以将过去和现在置于一起，他可以将自己的不同部分置于一起，他可以对人和事有更新和更丰富的看法。随后，他不可避免的开始哀悼，哀悼那些丧失与无法得到。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感恩，因为在他内部一种存活与爱着的整合的感觉再一次占据了生命的主导。
分析师并不希望病人离开，就像父母不愿意子女离开一样。咨询室好比病人舒适的摇篮，但人不能总待在摇篮里。也正是因为我们需要离开这个摇篮，走向充满挫折，甚至是危险的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安全而真实的摇篮，让我们有恰到好处的内部形象去支持将要面对的未知的一切。